再次当着李某的面强暴了曾艳。两人后来就在曾艳的安排下开始喝酒，敌敌畏很快发作，两人当即身亡。杀死两人后，曾艳用手机向110报警投案自首。

目前，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不可能不可能！”

中年女售票员带着娇嗔瞪我一眼：“怎么不可能？报纸上有时也会有真事的。这就是真事。我们上午都知道了。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是真事。”

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中年女售票员又叫了起来，声音里充满炫耀的意味，因为在这里只有她知道的更多：“那个李某就是李大江，有纹身的那个，左青龙右白虎，中间是玄武。我早就给曾小艳说过，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可靠，她还不信，觉得他有男人味。看看，他像个男人吗？”

她的声音像一堆蜜蜂嗡嗡地叫着钻进我的耳朵，落在耳膜上，从金黄色的肚子下面伸出黑色的螯针，狠狠地蛰着我，螯针折断在耳膜里，毒液注射进去，飞快地扩散着，很快就扩散到了我的整个脑袋，脑袋像南瓜一样膨胀起来，疼痛得整个皮肤都麻木了，我抱着脑袋，腿上没有一点劲，慢慢地歪倒在地上，周围的人们嘴巴飞快地一张一合，好像在惊叫着什么，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不，这不是真的。

再回头来，重新开始。

天色还很早，我很快就赶到了铜井镇的公交车站。我走在寒冷干燥尘土飞扬的乡下小路上，高高地昂着头，这是这些天来最令人舒展的一天。南京并非是一座没有抵抗的城市，大老冯、王大猛、李茂才、那个无名的女人，他们有的活着，仍会继续战斗，有的死了，但他们是非常有尊严地死去的。他们是1937年12月哭泣的南京城里不多的勇士。

谢谢他们，他们使我的这个小说也有了尊严。

那辆灰色的破旧的公交车正停在那里，像一个怀孕的水牛一样疲惫而又衰老。要避开它，不要上去。我站在路边，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急急地钻了进去。

司机是个中年男人，身子瘦小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看不清他的面容。他的声音像是从机器里发出来的一样，带着低沉的沙哑声。他低低地问我：“到什么时间，是明天还是昨天？”

我说：“到昨天晚上七八点钟时的城南大方巷。”

司机说：“好，那就是12月20日了。”

中华门遥遥在望。

在经过雨花台的苏宁电器门口时，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，那些日本兵一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些穿着屎黄色军装密密麻麻的士兵，像一群苍蝇一样覆盖在地上，他们身子矮小，背着三八大盖，脸上落满尘土，鼻尖上爬满像丑陋的蚯蚓一样的汗水，黄色的脸庞灰暗，显示着大战后的疲惫，但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，皮鞋踏出沉闷的响声，一步步地向南京挺进。

出租车司机按着喇叭，在墨镜后面嘿嘿地笑了，说：“哈哈，又在拍南京大屠杀呢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是时间出现了问题。”

他困惑地看了看我，俯下身子，趴在出租车上看了半天，拍了拍计价器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还真让你猜对了，时间导航器是有点问题，我们回到了1937年12月的南京。唉，他妈的，现在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。”

那些日本兵听到了汽车引擎声，一齐转过头来，惊奇地看着我们。这辆来自2009年的汽车他们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汽车上的丰田标志他们又很熟悉。接着他们又看到了汽车里面坐着的是两个奇怪的中国人，他们有些犹豫不决地握着三八大盖，不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何种措施。

司机有些紧张，扭过头来问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看着窗外，那些野兽一样的军人已经让我厌烦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。我冷酷地瞪着他们，狠狠地说：“冲过去，从他们身上辗过去！”

司机咬着牙踩着油门不放，汽车喷出滚滚尾气，朝着那些一身屎黄色的军人冲过去，他们有的被辗在车轮底下，有的被撞得飞了起来。那些军人的身子不断地扑向汽车的风挡玻璃上，砰的一声，脑袋碎了，眼珠沾在玻璃上，有时是白色的脑浆，有时是腥臭的鲜血。雨擦不停地来回擦着，但血肉太多，有那么一会儿，我们整个汽车完全被血肉包围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好在雨擦很快就把它们甩走了。更多的身子被汽车辗在地上，血肉沾在汽车底盘和轮子上，越积越多，到处是日本兵的呻吟声、酱紫色的动物污血、痉挛的手脚，汽车就像走在暴雨过后的黄泥土路上，车轮摩擦着一层层血泥，不时地打滑，好几次差点失控撞到路边的电线杆。

司机好像有点良心不安了：“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一点都不过分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的车辆就是这样从中国人身上辗过的，好像我们就是苍蝇。”

我告诉他，就在12月16日，日军“支那方面舰队”司令部军医长泰山弘道海军军医大佐来到南京，他曾乘车经过下关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，他写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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